网上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说毛泽东“头头”的位置是周恩来让给他的，这种说法既严重不尊重历史，更不尊重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伟人。有三件事情能证明，毛泽东“头头”的位置不是周恩来让给他的！

1931年12月，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抵达瑞金，在他没抵达中央苏区之前，是毛泽东担任了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抵达瑞金后，执行临时中央规定的“攻打大城市”的任务，经开会商讨后，决定攻打赣州。

尽管毛泽东不管是私下还是在会上都明确表示坚决反对攻打赣州，毛泽东认为赣州易守难攻，且南北都屯集着敌人重兵，以红军目前的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会久攻不克，所以还是不打为好。如果非要攻打，也只能围城打援。

但遗憾的是，毛泽东的意见成为绝对少数，红军不但攻打了赣州，也没有听取毛泽东的意见实行“围城打援”。等到攻打赣州失利了，又心急火燎地调毛泽东火速赶往前线救急。虽然后来听了毛泽东的建议，解了赣州之围，但毛泽东依旧处于被冷落、被排挤的地位。

紧接着，毛泽东领东路军打下了漳州，歼灭了敌人第49师大部，俘敌近1700人，缴获各种枪支2100余支、各种火炮6门、子弹13万发、炮弹近5000发、无线电台1部，甚至还缴获了2架飞机，这次的胜利影响很大。而且还为红军筹集了100多万元款项，动员了近千名群众参加红军。可以说，这在当时是非常重大也非常珍贵的胜利。

可是，即便毛泽东作出如此重大的贡献，临时中央对他依旧是排挤、打击和冷落。特意到上海汇报工作的项英，从上海回来后，带回了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批评意见，他们认为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狭隘经验论”还不够，要把对他的批评提到“反对机会主义路线”的高度，并因此还严厉批评了以周恩来为首的苏区中央局。

得知临时中央对自己的批评意见，毛泽东愤而复电苏区中央局进行申辩，并指出临时中央对政治的估量以及作出的军事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此举招致临时中央更加严厉的批判与打击。

苏区中央局没能顶住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错误批评，5月11日，在毛泽东缺席的情况下开会作出决议，说临时中央是完全正确的，苏区中央局是错误的，并表示要彻底纠正这种错误，毛泽东对这个决议非常不满。

从这件事情来看，对于上级的错误，毛泽东始终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哪怕后来遭到更严重的打压，被免除了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完全被边缘化了，他也依旧不改初衷。但周恩来对上级错误的就没能顶住压力，没有坚持正确的意见，从这件事情来看，毛泽东比周恩来明显更适合当“头头”，很显然，敢于坚持自己正确意见的人才适合当“头头”。

1934年10月，因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央红军和党中央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计划西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就是被迫进行的“长征”。

蒋介石判断出红军西进的意图后，迅速部署“追剿”和堵截，想要一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随军行动的毛泽东看出蒋介石的目的，提议趁敌人各路军队尚在调动之际，迅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歼灭敌人一部即可以扭转战局，化被动为主动。

但毛泽东的建议遭到了博古和李德的拒绝，他们一味消极避战，坐失反击良机，紧接着就遭遇了“湘江战役”的惨败，红军大幅减员，从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为30000多人。此战的惨败让广大指战员对“左”倾错误领导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而博古、李德也因此彻底丧失了信心，红军的指挥权实际上已经转移到了周恩来手里。

很显然，假如周恩来对处于极度危险之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前途有自己明确的主张，那么这个时候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红军的指挥权实实在在就握在了他的手里。也很显然，假如周恩来有这个能力带领红军走出困境，那么他完全可以无可争议地成为全党、全军的“头头”。

但事实证明，周恩来不具备这个能力，只有毛泽东才具备这个能力。部队在行进过程中，蒋介石已经察觉出中央红军主力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迅速调集20万兵力组成4道封锁线进行堵截。博古和李德仍然坚持按既定计划行进，这就无异于“自投罗网”，主动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了。

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毛泽东坚决主张部队要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不能再往北走了。好在周恩来虽然没有自己的主张，却能够分辨出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并对毛泽东的主张表示赞同。

就是从这时起，一直到“遵义会议”召开，在这一路上关于中央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的问题上，周恩来多次明确赞同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也由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大力支持，让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迅速崛起，进入党和红军的领导层，从此开始慢慢带领红军走上一条正确道路，摆脱危机，转危为安。